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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契约理论旨在厘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人民享有推翻违背契约义务的统治者的自然权利，同时也为国家权力供给正当性。

2．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作为神赐的宪法 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宗教是意识形态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经由这些另类的叙事，某种意识形态获得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认可，［45］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为行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就深信，法律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取决于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盛行的基督教新教信仰的生命。［50］杰克·M．巴尔金:《活的原旨主义》，刘连泰、刘玉姿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中国共产党是创造和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核心力量，正是它促使人民联合为不可分解的一体，既保障其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也保障其当家作主，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88］实质上担负着国家组织者的体制功能［89］。中国违宪审查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模式选择，而在于观念上能否正确理清违宪审查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传统主张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为宪法注入人权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必然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一)意识形态在行宪中的结构整合功能 行宪主体是行宪的关键要素之一，价值判断在宪法实施中挥之不去。中国近代的国家建构基本可归为个体、人民和国家三重面向：个体追求自由，人民追求共存和意志整合，国家追求主权独立。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是由公及私及至公私并存：经济领域从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通过组织合作社，国家向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同上注，麦克法奈尔、费正清书，第140页。这种将国家置于民主之上的做法，是将民主视为是各种私利之集合，忽略其公意属性，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方可压制私利的冲突，夸大了国家的公意性，割裂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正当性关联。

而30年代出现的民主还是独裁的争论，[23]也是此问题的延续。（3）为法律系统提供价值基础并将环境中的价值转化到法律体系之中，使之辐射至整个法律系统，维系法律系统的融贯性（实质法治国）。

这仍然是一种利于群的政治形成思维（消极和积极地维系共同体的存续），也就是一种人民塑成和政治统一体的建构思维。[45]如：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低价格、低工资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关于赶超战略及其配套制度可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2页下。要认清法治国建设在当代的意义以及未来应如何发展，就需嵌入中国国家建设和立宪观念转型的历史中，从近代以来社会演化的角度反思法治国原则的功能、规范意涵以及八二宪法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和社会权方面均有规定，比如宪法关于弱势群体的物质帮助权以及对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与宪法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德国社会国原则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特殊群体的社会基本权之救济。

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新民主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在分裂的国家中实现统一，所以其立场是团结和联合，而不是改造，[35]这也是当时国家整合的需要。二是价值引入以及价值辐射。在各自系统内部依循自有的逻辑展开，但其各自困境的解决又需要其他系统提供支持，从而在宪法之内形成人民民主与法治国的双重变奏，而其背后则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运作封闭与交互依赖。

[53]在此基础上，强调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凝聚力和共善，否则不足以形成社会和政治统一体。[20] 在人民层面，强调积民成国，重视个体集合为人民，这就需要摈弃个体中的私利倾向。

[72]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有助于后二者的实现。[60]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在认识上的改变，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带来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改变：首先，不再强行追求公有制的唯一建构，而是回到公私兼顾和多种所有制并存。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与分化促进了法律系统的分出以及功能的独立，而法律系统的分出反过来又进一步为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提供了保障机制。或者说，宪法在今天要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须以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为前提，而宪法的有效实施也有助于促进和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尤其是其它社会子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分化。私利的存在慢慢开始形成黑格尔所言以需求和私利为导向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私利之间易发生竞争与冲突，于是需要市民社会内部的法律秩序（民法典）处理私人在市场交易中的冲突。[62]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使个体逐渐从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个体的利益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经济系统的运作逐渐从政治系统的运作逻辑中分离出来，以独立的价格体制的建立为标志，逐渐建立起自身的符码，市场经济的建立、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价格双轨制的打破、宏观调控的逐步限缩，以及2004年修宪对私有财产权的强调，都是经济系统分出过程中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制度，虽然在法的安定性和同案同判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但法院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无实质的审查权，只有微弱的不予适用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权和违宪审查权也并未启动，这导致中国的规范审查存在多元多轨问题，并且最终的审查权仍然处于政治轨道，而未进入法律轨道。

（一）改革：从上/下分层走向功能分化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国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逻辑进行彻底地扭转，即改变政治系统覆盖一切的国家思维，逐步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从政治系统的分出。通过纯粹的政治方式凝结政治统一体、维持社会秩序的年代一去不返后，就需通过法律来填补空白。

[2]N.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 685. [3]关于上/下分层社会中资源的集中可参见Luhmann, ebd., S. 708. [4]Luhmann, ebd., S. 746 [5]Luhmann, ebd., S. 425ff. [6]Luhmann, ebd., S. 413f. [7]Luhmann, ebd., S. 415. [8]关于救亡和富强的心理意识可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下。具体到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上，就是改变建国以来通过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57]的发展模式。

如前文所述，基本权利的这一功能扎根于中国建国和立宪的历史之中，这使得八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延续了社会凝结和国家整合建构的功能，并体现于宪法第51条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治国建设，则在于实现法律系统的分出，并通过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系统的逐渐封闭化，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

八二宪法规范结构中的私体现为：（1）经济领域中的私，如宪法第11条规定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第13条规定的私有财产权，这些规定促进个体和社会利益的分出，并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以追逐私利为核心的市民社会领域，促进了私法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在这个矛盾上所发生的竞争，首先就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相应地，在经济政策上，新民主主义不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地为农民私有，但同时存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可以说多种所有制并存。政治宪法学仍延续改革的逻辑，而规范宪法学则尝试从改革范式演进到法治国范式之中。

其产生之初与民主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来自于德国早期自由主义者受理性自然法影响的国家思维。（3）宪法作为沟通法律系统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价值中转站和控制阀功能的实现，即如何将社会系统的环境变化转换到法律系统当中，这需要结合宪法变迁、八二宪法的文本以及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探讨。

[2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载《饮冰室合集》卷2（《饮冰室文集之十九》），第16页。在近代中国立宪之初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试图通过对个体和全社会的塑造实现权力的整合与集中，而八二宪法则将国家建构限缩在政治系统之内，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组织和运行模式。

所谓国家主义，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全民福利为依归，以‘爱国为最高的道德，以‘自卫为和平的原则。换言之，近代立宪以来有关国体、政体结构的不断调整，就是为了适应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并同时维系个体自由、政治权力（治权）与人民权力（政权）之间的平衡。

传统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内圣外王的传统，在向民主政治转型时，会遇到个人生活方式、社会价值伦理、民主政治运作模式以及经济交往方式的层层变革。但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特殊性，宪法司法化的命题很快便转为更为深入地结合中国宪法文本和权力结构而进行的宪法适用中国路径的探索，合宪性解释作为中国语境下曲线行宪的解决方案应时而生，并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的热潮。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中国近代的国家观，从传统以儒家伦理秩序为依托的天下观念，转向了以国民、国土、国家权力为要素的民族国家观，[11]并衍生出近代主权的观念。

其次，在国家富强问题上，经济上需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而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造就开始配合实现工业化。法治国原则将国家权力的塑成纳入规范框架，并对之加以限制，从而构成民主的界限。

其次，在具体问题领域也朝向宪法法律化的方向前进。[39]实践中，对与国家经济和合作经济展开竞争的私有经济要与之斗争，则逐步加以限制。

[9]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5, S. 69f. [10][德]贡塔·托伊布纳著：《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下。人权条款入宪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八二宪法中基本权利的意义变迁，即从社会凝结和国家建构的意义转向宪法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这一最基本的属性。